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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三)向欣然:黄鹤归来向天歌 之二

发布日期:2019-07-08 16:37   来源:未知   阅读:

  专栏。这些老专家亲历了新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起步、摸索和发展,见证了CSADI65年的历史和发展。高山景行、心向往之。请跟随小编一起走近那段峥嵘岁月,追寻CSADI多位老专家的足迹,共同领略他们的设计人生,传承CSADI的光荣与梦想!

  黄鹤楼的破土重生伴着日月星辰交丽楚天,承载的是向总对建筑创作的专注与挚爱,而有着浓厚“楚风”意蕴的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凝聚了他对设计事业的心血与智慧。让我们继续跟随向总,聆听他的建筑人生,感悟CSADI老一辈建筑师勤奋不辍的大国工匠情怀。

  关于省博工程设计过程及本人所做的工作,我已写成题为“湖畔筑台——论湖北省博物馆扩建工程的建筑创意”一文,发表在《建筑学报》2010年第7期,详情可查阅该文,本文仅作简要回顾,并对重点问题加以说明。

  我于1987年接受该项目设计,任设总。1988年我主持完成了规划总平面及主要馆舍建筑的初步设计。1989年完成第一期工程编钟馆施工图设计。1990年编钟馆动工,但其后施工因故中断,直至1999年方竣工。同年编钟馆对外开放,随即应甲方要求启动总规的修订。2000年总规修订完成,并通过了评审。2000年6月我退休,自此与该工程无涉。

  2007年,新馆在新形势下,经后续设计者的努力,终于全部建成开放了,并获得了大奖。那么我在其中的贡献是什么呢?

  我首先提出并在实践中确立了“湖畔筑台”的建筑创意,这是建筑创作成功的首要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时值考古重大发现曾侯乙编钟出土引发的楚文化热,湖北省是楚文化的中心,也是楚文物收藏大省,所以各方人士强烈要求省博新馆应该具有浓郁的楚文化风格。

  为了寻求一种具有“楚风”意味的建筑形式,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后从楚灵王建章华台的记述中找到了灵感。

  楚国最出名的高台建筑。所谓高台建筑是战国时期包括楚国在内的诸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宫殿建筑样式。它以夯土层台为主体结构,底层呈方形或矩形,下大上小,层层收缩成方锥体状,每层环以回廊,顶层布置正殿,整体如多层建筑效果,体量巨大、气势非凡。

  这正好可以抽象成一个建筑符号——覆斗形,以之为造型母题,可以构成大小不同的建筑单体形象。这种形象虽然不能说是楚国建筑形式,但毕竟具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建筑特征。

  对章华台的考古研究发现,遗址附近有湖泊,与《水经注》“湖侧有章华台”的记述相吻合。而省博的馆址正毗邻东湖,如果我们在此建一组现代版的“高台建筑”,那就颇有章华台的“遗风”了。

  1987年初步设计开始前,我先进行了概念设计,绘制了最初的总体规划意象图和编钟馆初期方案效果图,将“湖畔筑台”的构思具体化,成为后续设计的基础形象。

  完成了省博第一个馆舍编钟馆的全部设计。尽管由于屋面施工质量问题以及建设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工程中断了若干年,但1999年落成开放后仍然受到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被媒体誉为“曾侯乙的新宫殿”。编钟馆的建成,成为后续馆舍建造的示范者。

  完成了省博总规的最后修订,并通过了评审(专家组由1位工程院院士领衔,由10位建筑和文博专家组成)。修订后的总规仍然保持主要展馆“一主两翼”的布局,取消了原馆前区的小建筑,扩大了中心广场和绿地,并在广场中部设置颇具特色的“鱼沼飞梁”景观。新总规还特别强调建筑风格的一致性,要求将覆斗形的造型母题贯彻到底。

  这个总体规划成为省博后来建设的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遵循,这才有今天省博的如此面貌。

  在总规修订完成后,我刚好到达60岁退休年龄。尽管甲方的主管部门要求我继续完成后续的设计工作,无奈由于人事方面的原因未能遂愿。未能亲自完成这项浸润着自己多年心血的工程设计,成为终身憾事。

  所幸后续设计还是按照我的总规来实施的,虽然建筑后来的屋脊做法对“覆斗”的形式感有一定影响,但“湖畔筑台”的整体创意还是得到了实现,这是令我欣慰的。

  黄鹤楼和省博新馆两项工程,从设计和建设周期来讲,都算得上是“跨世纪工程”了,我也为之付出了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奋斗时光。感谢院领导和年轻同事们,在纪念院庆65周年的时候,让我来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个安慰,也给我一个反省与总结人生的机会。回顾有限的设计生涯,我的体会是:

  我在设计黄鹤楼的时候,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且已经没有了退路。为了把工程做好,我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牺牲自己的健康。

  当时正遇上设计体制改革,刚开始设计黄鹤楼时还是计划经济,不收设计费,个人也没有奖金;设计到一半的时候,别的工程开始搞市场经济,收设计费了,设计人员也有了奖金,而我只能干瞪眼,还是一门心思搞黄鹤楼。主楼建成开放后,后续还有一连串的园林景观设计,都是周期长、面积小、用工琐碎、而收费有限的项目。如此算来,在黄鹤楼工程中,我在经济上是亏了,但在事业上我赢了。

  建筑师要有事业心,自不待言,但有的工程你是需要抱着“使命感”的态度去对待的。人的一生很难有几次这样的机遇。

  当你不计较回报,有时“回报”反而会从天而降。1988年,我因设计黄鹤楼有功,被推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说明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我学建筑,是因为我热爱艺术,从小喜欢画画。我在中学时,已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过漫画作品。上大学时,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发表过多幅国际时政漫画。参加工作后,仍坚持外出写生,一面搜集设计资料,一面提高美术修养。

  我刚到院工作,被分配做冷库设计,我自己做热工测定和理论计算,解决了“用稻壳做保温材料的冷库墙体防潮问题”。后来,我又参加建设部《工业建筑地面设计规范》的修订及相应标准图的编制。待到“文革”中期,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下放”,我又自学结构设计,独立完成水泥厂30 m跨度排架的计算与施工图绘制,还用“弯矩分配法”计算4层框架并绘制施工图,这些工程都已实施。

  今天的建筑师大概不会再有类似遭遇了。不过人生无常,谁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多一门手艺总没有坏处。

  我在中南院最大的问题,是未能妥善处理重要的人际关系。自担任副总建筑师后,长期处于无明确工作状态,这既影响单位工作,也影响个人的发展,最后连做了多年的省博工程都未能完成,便离开了设计院的舞台。

  为了不虚度年华,我曾利用那些“空闲”时间做一些建筑理论的研究,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算是一种自我补偿吧。

  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起支撑作用的是我的夫人。她虽然不是学建筑的,但通常是我建筑方案的热心观众与评论员。搞黄鹤楼时,晚上加班在家勾划草图,夫人就成了最好的“参谋”,公园南区建鹅池的创意就是她的主意。

  搞建筑的常年出差,尤其搞黄鹤楼时日夜加班,所有家务及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全交给她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多次获得院先进生产者的称号),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

  一个好的家庭氛围,能够促进家庭成员良性互动,互相激励。在”以事业为重”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两个孩子的学习也很努力。他们后来都考取了理想的学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老大在我的影响下也成了一名建筑师,我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老二成了一名生化博士。如今,他们都事业有成,让我们老两口十分欣慰。(据小编了解,向总的大儿子东南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到华东建筑设计院工作,现在是华东院的一名生产骨干。小儿子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已在美国工作。)

  今日,我能在此一诉衷肠,说明中南院还记得我;无独有偶,武汉市万勇市长也记得我。前不久他亲自登门到我家看望我,对我在东湖绿道的驿站建设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我在感动之余,更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尽管人生多磨砺,但向总从未停止对建筑设计事业的热爱。他用匠心和专注阐释了中南院人“创新创意至诚至精”的精神,把老一辈建筑师的孜孜情怀篆刻在神州大地上,成就了精彩的设计人生。

  我的父亲叫向欣然,1940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曾任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最重要的设计作品是武汉黄鹤楼重建工程。我本人也是一名建筑师,目前在上海工作。

  毫无疑问,我是被父亲引导着走上了同样的职业道路。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有父亲的同事问他:“你的两个儿子将来都接班吧?”“大儿子要接班!”回答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我们兄弟两人的人生设定居然就在他的独裁中完成了,这也是他最得意的地方。

  我从小在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大院里长大,办公楼、家属楼、大礼堂、食堂、洗澡堂、篮球场、幼儿园、图书馆一应俱全,我的童年记忆遍布大院的每个角落。而有关这些场所的记忆中,除了办公室,父亲基本上都不是主角。

  暑假的时候我跟弟弟经常去父亲的办公室。一排排叔叔阿姨趴在图板上画图,又高又瘦的父亲也在其中,鹅黄色的大吊扇在天花板下吱吱作响,日光灯的整流器嗡嗡低鸣,办公室里散发着蓝图特有的苦味。

  父亲除了在办公室画图,还会把渲染图带回家里画,图板的左边放着烟缸,右边是颜料盘和洗笔的水杯。曾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因为口渴而毫无察觉地喝下了一满杯洗笔水,父亲在画图时才发现,从此笑话我是喝过“墨水”的人了。颜色像咖啡,口感像茶叶,还行。

  大约1983年前后,父亲有段时间住在黄鹤楼工地上,我经常跟着去玩耍,这算是我最早的工地“实习”吧。相比冰冷的脚手架和混凝土,我更喜欢工地上一条叫“赛虎”的黄狗。

  现在回忆起来,童年的我虽然在父母身边,却并不关心父亲在干什么,父亲似乎也没有因为将来要我“接班”而进行什么特别教育,也许耳濡目染就是最好的教育吧,我对建筑师这个行业从小就不陌生。

  1991年我考取了东南大学建筑系,只身去了南京,地理上距离父亲更远,身份上却离他更近了。

  父亲开始比以往更关心我的学习,这让我无比痛苦,因为我大部分同学的经历跟我刚好相反,他们的父母在子女读大学以后就失去了共同语言,而我则经常需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大四的时候,为了让我安心准备考研,他把我调回中南院实习,每天要求晚自习,彻底掉进五指山的感觉。实习结束后,好多同学们收获了爱情,我收获了一堆复习资料。

  我读大学的这段时间,他的社会身份也越来越多,人也更加活跃,放假回家时,他会经常跟我聊起学术上的一些人和事,都是些老师辈儿的大拿。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大学生,我开始理解了他的工作,也为这个口若悬河的父亲感到自豪。

  1999年我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建筑师,我与父亲具有了相同的职业身份。

  我刚刚工作时,父亲特别关心我的工作,电话里经常询问我在做的项目情况,简直就像一个甲方。2001年春天,我代表华东建筑设计院投标武汉新世界中心项目,父亲仍然执着地跟我讨论方案,为了避免骚扰,我电话里告诉他已经按照他的意思修改了,其实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最终我的方案获得中标。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南院也参加了投标,好多父亲的同事跟他说:“你儿子把中南院的活儿给抢了!”他听了那叫一个得意!

  后来湖北省电视台《两代人》节目组找到了我们父子,主持人用“长江后浪推前浪”来形容我们,虽然言过其辞,但是我暗自高兴,算是没给老爷子丢脸。

  不久后,父亲就退休了,他的时间越来越多,我的时间却永远不够用。他再打电话问长问短时,我常常因为忙而不耐烦,事后也常常因为不耐烦而陷入自责。

  近些年来,父亲年事已高,我鼓励他早点出书,把以前的故事和作品展示出来,2014和2017年先后出版了两本书,《黄鹤楼设计纪事》里收集整理了很多珍贵的黄鹤楼设计手稿以及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设计故事,《建筑师的画》中精心挑选了他从70 年代至今的大部分优秀画作,很多内容我都是第一次见到。捧着沉甸甸的图书,我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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